北京哪家白癜风医院最好 https://wapjbk.39.net/yiyuanzaixian/bjzkbdfyy/明清时期，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与方术有关，方术观念通过通俗文学的形式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，它对小说创作、艺术批评、绘画、书法等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。
在明清小说中，方术内容与小说形式，不再是魏晋小说的忠实记录，也不再是唐宋小说的简单互动，而是体现为方术观念对小说思想、艺术的全面渗透，小说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消化了方术文化的审美养分，并把它变成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。
以相人术为例，多数情况下，小说家把命相判语变成了对特定人物外貌、性格、德行、命运的概括描写，从而为人物形象塑造和小说情节建构服务。如《水浒传》中描写宋江的形象：
“眼如丹凤，眉如卧蚕，滴溜溜两耳悬珠，明皎皎双睛点漆，唇方口正，昆须地阁轻盈；额阔顶平，皮肉天仓饱满，坐定时浑如虎相，走初时有若狠形。”
这些词汇不但从相术术语借来，而且重要的是它所含有的相术意义与作者所要塑造的人物性格相符。“眉”和“眼”表示其忠义性格，“睛”表示其智慧，“耳”、“口”、“额”、“地阁”表示其建功立业、封妻荫子的富贵特征。“虎相”、“狼形”又暗示他将“反”的人生经历。
又如《英烈传》描写少年时的李文忠：
“燕额虎头，蛾眉凤眼，丰仪秀爽。面如涂粉，口若凝朱，骨格清莹。耳若垂珠，鼻如悬柱。光朗朗一个声音，忧惚鹤鸣天表；端溶溶全身体度，俨然凤舞高岗。不长不短，竟是观音面前的善；半瘦半肥，真是张仙才包来的龙种。”
朱元璋投奔姊夫李祯时，盱眙已屡经旱荒，家业艰难，朱元璋的姊姊只得忍心把他支走。但在作者笔下，此时的李文忠，不是满脸菜色，与其说象个穷人家的小孩，不如说更像个富人家的公子。作者之所以违反现实，无非是要暗示李文忠将来会大富大贵。
读者只要懂得解码，即可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图。实际上，这也是命相学世俗化的一个迹象之一。
方术典籍的大量出版和广为传播，使得人们对一些重要的术数著作耳熟能详，作家创作时可随手拈来，为艺术构思服务。如《金瓶梅》第二十九回写吴神仙为西门庆及其妻妾们看相，吴神仙的判语就基本上抄袭自传为陈传所著的《神异赋》。
另外，《金瓶梅》第八回写西门庆走后，为了表现潘金莲的寂寞难耐，作者描写了她“用只手向脚上脱下两只红绣鞋儿来，试打一个相思卦”。这就是所谓的鞋卦。鞋与谐同音，象征夫妻间两情相谐。
洪迈《夷坚甲志》卷一《李邦直梦》中亦有“鞋者谐也”之语。张云、王敖《四寸学》卷一云：“今俗新婚之夕，取新妇鞋，以帕包裹，夫妇交递之，名曰‘和谐’”。《中华古今注》卷中：“凡娶妇之家，先下丝麻鞋一两，取和谐之义”。因此，鞋有好事成双，夫妇和合之意。
唐王涣《惆怅诗》之六：“薄幸檀郎断芳信，惊嗟犹梦合欢鞋。”白居易《感情》诗云：“中庭晒服玩，忽见故乡履；昔赠我者谁，东邻蝉娟子。因思赠时语，特用结终始；永愿如履景，双行复双止。”李商隐《戏题枢言草阁》:“及今两携手，对若床上鞋。”陆龟蒙《风人诗》:“旦日思双履，明时愿早谐。”
唐传奇《霍小玉传》中写霍小玉夜梦脱鞋，醒后自语道：“鞋者谐也，夫妇再合；脱者解也，既合而解，亦当永决。”她认为此梦是与情人李益分离的不祥之兆。《稽神录》中《华阴店妪》写杨伯彦将行，失其所蓄鞋，谙责甚喧。妪曰：“此即神告也，夫将行而失其鞋，是事皆不谐矣。”
明清时闺中女子流行用睡鞋占相思卦，又称占*卦。《聊斋志异》卷二“凤阳士人”叙一丽人为凤阳士人度一曲，中有“手拿着红绣鞋儿占*卦。”清吕湛思注“占*卦”云：“春闺秘戏。夫外出，以所著履卜之，仰则归，俯则否，名占*卦。”清代俗曲集《白雪遗音》卷二有《手拿睡鞋》和《睡鞋占课》曲。
古代男人又有一种恋女人脚癖，因此穿在女人脚上的鞋被当作可以占验夫妻关系的巫术灵物，由恋足而及鞋，恋鞋成了恋女足的一种畸情替代。用鞋占卦，就可以唤起远在外面的男人的性记忆或冲动，从而回到女人身边。
这就是弗雷泽所说的接触巫术，又称感染巫术，即认为两种事物相接触时，彼此都能给对方施加一种影响，即使双方脱离了关系后，这种影响依然存在。基于这种思想，人们往往利用与某人接触过的任何一种物品来对他施行巫术的影响。
西门庆在与潘金莲私通并合谋害死武大后，接着把孟玉楼娶进家门，却把潘金莲冷在一边，足足一个多月，不曾往潘金莲家去。潘金莲每日门儿倚遍，眼儿望穿。先是派王婆去找，接着又叫丫环上街去寻。丫环不见西门庆回来后，被潘金莲哆骂在脸上，怪他没用，叫她跪着，饿到晌午，仍不让她吃饭。又做了一笼裹馅肉角儿，等西门庆来吃。盼不见西门庆到来，骂了几句负心贼。
无情无绪，脱下两只红绣鞋，试打一个相思卦。之后，又把怒气发泄在丫环迎儿身上，将迎儿*骂狠打了一顿。因此，潘金莲打鞋卦的细节，再也不似明清以前的小说，着力描写卦的神秘奇验，而是借以刻画潘金莲此时内心的寂寞、空虚和无聊。
方术故事成了一个反映社会现实，表现人情世态的载体，方术预言仅具有结构功能的作用，相对于以前，其职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如明陆容《菽园杂记》中有个故事：
“闽中一娼色且衰，求嫁以图终身，人薄之，无委禽者。乃决之术士，云年至六十当享富贵之养，娼不以为然。后数年，闽人子有奄入内廷者，既贵，闻其母尚存，遣人求得之，馆于外第。翌日出拜之，遥见其貌陋，耻之，不拜而去。语左右云：此非吾母，当更求之。左右观望其意，至闽求美仪观者，乃得老娼以归。至则相向恸哭，日隆奉养，阅十数年而段。”
寥寥数笔，就将权势者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。这个求嫁以图终身的娼妓，人皆“薄之”，而太监却奉之为母。相见时还假意“相向恸哭”，却把自己真正的母亲逐之门外。可见，这个太监寻找母亲并非出于母子天性，而是借以向世人表现自己的孝道，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价。
郎瑛《续巳编》“上梁日时”条：诚意伯尝过吴门，中夜闻撞木声。以问左右，曰：“某人上梁也。”又问其家贫富及屋之丰俭，曰：“贫者，数楹屋耳。”公叹曰:“择日人术精。”乃而又曰:“惜哉！其不久也。”左右问故，公曰:“此日此时上梁最吉，家当大发。然必巨室乃可，若贫家骤福，必复更置其屋，旺气一去，其衰可待也。”其后，家生计日裕，不数岁藏银百万，果撤屋广之，未久遂贫落如故。
陈大康先生说，自正德、嘉靖以来，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，商海中的弄潮儿，有的很快就成了暴发户，有的又迅速败落。“以往的经济生活未曾有过如此复杂而急剧的变化，人们对此感到迷惑，同时又迫切希冀能得到解释。上述故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，它以‘旺气’来解释发财或破产的原因：冥冥之中有股神秘的力量在主宰着各人的财运，‘旺气’的聚散来去则是神的意志的一种体现，至于请出明代的开国功臣刘基充任命运的解释人，显然是为了增强故事的权威性”。陈先生说得非常好，但这里请出刘基主要不是因为他是开国功臣，而是因为他是在朝野具有巨大影响的术士。
清初小说家李渔可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。他的《连城璧》第二回《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陡发万金》写成化年间，福建汀州府理刑厅皂隶蒋成，事事不成，缺衣少食，人称“蒋晦气”。有一次请华阳山人算命，华阳山人谓命局极是不好，但见蒋成啼哭不过，只好给他戏改八字，“假设此法宽慰”他。刑厅从蒋成命纸上发现他的八字与自己一模一样，但自己做官，蒋成却做皂隶，不觉动了怜悯之心，给蒋成一些银子，买几件衣服。蒋成脱旧换新，人称他为“官同年”。刑厅考选吏部，蒋成尽心扶持，后来选了县主薄。
李渔认为，蒋成先前的不幸乃由于“被八字限住”，而八字是无法改变的。他后来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，“只为他在衙门中，做了许多好事，感动天心”。我们知道，李渔小说的特点，就是喜欢说一些非真非假、亦真亦假的话。其实蒋成命运的转折完全由于偶然的巧合。华阳山人为他改八字出自无心，而这改的八字又恰好与刑厅的完全一样。
刑厅对蒋成的态度发生变化，反映了当时命相观念对社会的深刻影响。孟琪开府荆襄时，曾发现一渔夫与自己的相貌和生辰八字相同，便欲提携渔夫。就是蒋成这个所谓在衙门“做了许多好事”的皂隶，由于刑厅的照顾，“不上三年，也做了数千金家事”。后来做了一任主薄和经历，“宦囊竟以万计”，由此可以想见其他不做“好事”的官吏了！在这篇小说中，“八字”是关目，但小说结尾的说教是苍白的，李渔的目的并不是要宣扬宿命论，而是要揭露官场的腐败和黑暗。
小说家更常用的手法是运用方术观念来构造小说的故事情节，我们仍以李渔的作品为例，他的《连城壁》第八回《妻妾败纲常梅香完节操》写秀才马麟如姿容秀美，那些善风鉴的，都说他“将来未必能享大年”。他自己“也晓得命理，常说我二十九岁，运艰难过，若跳得这个关去，就不妨了”。
到了二十九岁那年，果然生了一场大病，看看要绝命了，便把妻妾叫到床前，问她们自己死后，谁肯为他抚孤。妻妾罗氏、莫氏俱矢志守节，只有丫环碧莲淡淡地说:“总来做丫环的人，没有甚么关系，失节也无损于己，守节也无益于人，只好听其自然罢了。”后来马麟如的病却渐渐好了，自此与罗氏、莫氏，恩爱更甚于初，而丫环碧莲，却“眼睛也没得相他”。
马麟如由于旁学杂收，疏于举业，前程考坏，便出外行医卖卜。后误传马麟如客死异乡，罗氏、莫氏先后琵琶别抱，只有碧莲留下抚孤。最后马麟如中举，与碧莲结为夫妻。罗氏、莫氏相继悲惨死去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这篇小说也是以相术为关目的。
《连城璧》第六回《遭风遇盗致奇赢让本还财成巨富》也是一个以相术为关目而构建的故事。广东南海县财主杨百万，“相法极高，遇着两个面貌一样的，一个该贫，一个该富，他却能分别出来”。“他借银子与人，也不问你为人信实不信实，也不估你家私还得起还不起，只要看人的相貌何如。若是相貌不济，票上写得多的，他要改少了;若是相貌生得齐整，票上写一倍，他还借两倍与你。”
他认定穷人秦世良有财主相，因此大胆放债给他，鼓励他去经商。但秦世良由于宅心仁厚，三次外出经商都蚀本而归。杨百万不但不责怪他，反而安慰他。后来，窃去秦世良银子的强盗，都百倍送还，秦世良终成巨富。
作者自称做这回小说的目的，就是要“看官看完了，大家都把镜子照一照，生得上相的不消说了，万一尊容欠好，须要千方百计弄出些阴騭纹来，富贵自然不求而至了”。这篇小说完全是由杨百万的相术判语结构而成。
又如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卷之二《王允授计诛董卓》，描写董卓之死，运用了许多方术迷信大肆渲染死亡的悲剧气氛。先是董卓夜梦一龙罩身，董母近日肉颤心惊；接着向长安行进时，不到三十里，车下忽折一轮，又行不到十余里，马咆哮嘶喊，掣断髻头。次日，忽然狂风骤起，昏雾蔽天。是夜于郊外听到小儿唱“千里草，何青青!十口下，犹不生”之歌，声调悲切。第三日清晨，车马入城，见一道人，青袍白巾，执一长竿，上缚布一丈，大书一“吕”字。这些描写都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。
《于少保萃忠全传》的前几传也是如此。第一传写于谦生时，父母为他做汤饼会。僧兰古春谓“此子骨格非凡，人莫能及。他日救时宰相也”。随即袁忠彻又谓“此子两目炯炯，倏忽有时朝上，名曰‘望刀眼’。日后为国家必然犯刑”。第四传写鸟道人为于谦及其友人徐、唐两人看相。兰古春再次为于谦、石亨、石彪三人看相。第五传写少年于谦到外婆家听“决一生之穷通”的“倩语”。作者之所以在小说开头反复描写方术活动，就是要借用这些命相判语和“倩语”，暗示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命运结局，作为人物的行状之纲，同时也是小说结构的纲目。
当然，明末清初大量出现的色情小说，其中的性描写几乎都是在房中术指导下进行的，有些小说的结构模式也是房中术观念的演绎，完全成了小说化了的古代房中术读本。
来稿/润保
